極後返樸：在《閃靈》四十周年，Krzysztof Penderecki 離開了我們

2020 年 3 月，波蘭作曲家潘德列茨基與世長辭。他不是電影配樂家，但不少導演相繼採用其激進的音樂作品，作為驚慄、科幻、懸疑甚至災難電影的配樂，因此電影和他有着錯綜複雜的關係。遠至《閃靈》，近至 Netflix 劇集《黑鏡》(Black Mirror, 2015) ，潘氏早期作品極為偏鋒，陰森而壓抑，特別適用於場面烘托，以至角色情緒的交代上。

1961 年的《廣島原爆死難者之哀歌》(Threnody to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) ，令潘德列茨基一鳴驚人，開始取得國際注目，或多或少敲定了潘氏在前衛音樂的路向。他做過很多配器和演奏法上的試驗，有些相當偏鋒，有些則向新浪漫主義 (neoromanticism) 靠攏。《廣》背後有一個易名的插曲，引來過不少爭議。但對筆者而言，最具爭議性的，要數到他在擔任耶魯大學教授後創作風格的突然轉向。

在他 1970 年前的作品中，聽眾總可以找到求新的極端：指定 52 部弦樂器同時奏出最高音、破除傳統記譜法、打字機入樂（莫利康奈也曾經做過）、深化序列主義的應用等等，統統都在推進樂器、樂譜，乃至音樂本身的界限，恣意張狂，實現他心中的音響 (soundmass)。但踏入 1970 年代，他忽然返樸，不再激進，棄攻前衛，轉投新浪漫主義——即依據一定程度的調性，尋找現成樂器的新可能——對當時的樂壇而言，這件事很有戲劇性。

潘氏風格轉捩的分水嶺，可以回溯到兩部同一系列的作品——《在聲音本原上》(De Natura Sonoris) 的第一首及第二首，碰巧的是，兩首作品都得到熱愛古典音樂的寇比力克青睞。今年是《閃靈》首映四十周年，作曲家恰恰離開了人世，或者正是好時機，讓觀眾重溫電影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口，並從弦樂滑奏所營造的不安中，對照兩作之不同。

與莫利康奈不同，潘德列茨基曾經訪港。 2015 年他應香港大學繆思樂季之邀，出席座談音樂會，演奏早期的室樂作品；一周後則再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，親自指揮其《第二小提琴協奏曲「變形」》(Violin Concerto No 2, “Metamorphosen”) ，是為大師後期之作。但不論前期後期，他的作品經常展示出不協和的噪音，活在紛擾世途上，我們又能聽到那些弦外之音嗎？

（兩文完）

延伸閱讀：

Cindy Bylander, “Krzysztof Penderecki: A Bio-Bibliography”

延伸聆聽：

Krzysztof Penderecki, “De Natura Sonoris Nos 1, 2, 3”

撰文／瀧澤勳

插圖／Paul Kong

貳零貳零年玖月貳日